郑永年［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
近日，美国政府宣布将对所有贸易伙伴征收所谓的“对等关税”，引发全球市场震荡。经济学界普遍认为，这是美国历史上最激进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可谓是一次“休克疗法”，试图通过向全球征收关税的方式迅速缓解美国面临的问题。
美国“再工业化”难以实际推行
“对等关税”背后的逻辑是，如果能收取大量关税，短期内就能增加财政收入，长期而言能够降低国内所得税税率，促使企业回到美国建厂推动美国再工业化。这也是该政策得到一部分美国底层民众支持的原因。
或许美国政府认为，来自其他国家的商品，尤其是廉价商品，导致了美国制造业空心化或者去工业化。但他们忽略的是，这些商品同时也有助于美国控制通货膨胀，对美国消费者来说，它们降低了物价。经济学研究者们发现，尽管在过去数十年，美国中产萎缩，但他们的生活水准并没有降低，这和美国进口大量物美价廉的商品有关。
同时，虽然美国进口的商品多于出口，但是美国在服务业、“美元霸权”、知识产权出口等领域也获得了巨大利益。实际上，服务业——包括金融、旅游、工程、医疗等多个领域——构成了美国经济的主要部分。2024年，这些服务出口为美国带来了超过1万亿美元的收入。很多受到美国商品关税打击的国家与美国之间在服务贸易上存在逆差。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这些国家包括加拿大、中国、日本、墨西哥以及欧洲大部分地区。
美国政府所期望的“再工业化”的计划更是难以推行。在上一波全球化过程中，为了节约数倍的成本，一些美国公司把业务迁移到中国等国家，在那里生产产品，再出口美国。自特朗普第一任期计划“再工业化”开始到拜登政府，为了避免受到美国对中国进口关税的影响，这些公司开始在越南或印度建厂。但现在，美国政府也要对越南和印度等几乎所有国家征收高关税。尽管这样，这些公司依然很难如预期的那样，把生产迁移回美国，因为对这些公司来说，美国的生产成本依然过于高昂。
不过，人们更担心“对等关税”会导致美国经济的衰退甚至另一场“大萧条”。按照经济学家们的粗略计算，“对等关税”会使美国平均关税税率达到约22%，这将是190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超过1930年的《关税法》。1930年《关税法》，又称《斯姆特-霍利关税法》（Smoot-Hawley Tariff Act），提高了输美数万种商品的关税。经济学家们认为，《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当时实际上引发了一波外国报复浪潮，使世界陷入了更深的大萧条。法案实施后到1932年，美国从欧洲的进口额从13亿美元下降到3.9亿美元，而对欧洲的出口额则从23亿美元下降到7.84亿美元。
美国的经济学家们担心美国会重演1930年代的“大萧条”。由于美国的进口约占其消费的10%，依据计算，大约25%有效关税可能会使消费者物价上涨2.5%，到了2025年年底，通膨率将会超过4%。
“对等关税”给世界带来巨大不确定性
世界各国也已经感受到了“对等关税”带来的巨大冲击。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表示，关税将使全球经济“遭受重大损害”。如果有足够的意志，欧盟是有能力反制的。例如，欧盟可以利用限制美国服务进入欧洲地区的工具，作为施压的手段。其中最极端的措施可能是“反胁迫工具”（Anti-Coercion Instrument，ACI）。这个工具允许欧盟对贸易伙伴采取“各种可能的反制措施”。这些措施可以包括征收关税、限制服务贸易以及限制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这可能会影响美国一些科技巨头。
此外，亚洲也将受到来自“对等关税”政策的剧烈冲击。长期以来，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一直是亚洲很多发展中经济体摆脱冲突、危机或贫困，走向经济繁荣的重要途径。最新关税不仅影响着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发达经济体，也将使柬埔寨和孟加拉国等仍在寻求这一道路的欠发达国家前景更加黯淡。例如，美国是柬埔寨服装和鞋类最大的出口市场，现在美国要对柬埔寨征收49%的关税。作为小国，柬埔寨马上就面临生存的压力，而不仅仅是经济危机。
对各国而言，当前最大的不确定性在于，美国“对等关税”究竟是谈判策略还是长期措施？关税对本国经济的实际冲击会是怎样的？应该采取何种措施予以回应？
不管怎样，可以预见，各国的反应会是很不相同的。关税摩擦背后是国家之间实力的较量。那些没有力量和美国较量的，就会选择投降；那些继续想从美国得到一些好处的，就会选择妥协；那些安全上不得不依靠美国的，就会（不得不）选择合作；而那些有力量与美国较量的，就会选择以牙还牙。
中国有条件和经验进行应对
从历史经验来看，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因为关税而致富，也没有一个富裕的国家因为关税而继续保持繁荣。对于“对等关税”政策所能造成的局面，我们需要对其博弈的每一步进行冷静观察。
在这个领域，较之任何国家、任何时候，中国更有条件和经验来作出理性的决策，保持定力，不为外部所干扰，而根据自己的既定路线追求进步。自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开始至今，中国企业和国家力量表现出强大的韧性。中国在这些年摸索出了很多在正常的国际环境下可能探索不到的经验，弥足珍贵。
第一，我们不再假定一个开放市场是永恒的，绝对不能走“采购”立国的路线。此前，一些人和企业深受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影响，认为企业和国家的发展可以依靠国际市场。“既然可以在国际市场采购，为什么还要自己生产”是当时很多人的主流思路。而今天，这样的经济思维在中国几乎已经没有受众了。
第二，核心科技等不来，还得靠自己。对任何经济体而言，在经济发展的早期，的确存在着大量现存技术可以使用的情况，即发达国家技术的应用和扩散，也就是经济学中所谓的“后发优势”。但经验地看，“后发优势”只会在一个国家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的发展阶段发生作用，之后“后发优势”的弊端会越来越显现。很多年来，中国就面临这样一个局面。当中国开始赶超美国的时候，美国就对中国在高科技上“卡脖子”和在经贸上“脱钩断链”。正如很多人所观察到的，美国的这种政策反而促成了中国在科技上的自强自立。
近年来，中国在许多关键技术领域有大量的投入。有投入就有回报，最近杭州“六小龙”现象表明，中国正在进入科技引领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在全国范围内，类似“六小龙”那样的企业只是冰山一角。中国技术发展路径和亚洲早些时候的日本和韩国类似。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通过现存技术的应用和扩散而追赶发达国家，在发展数十年之后，积累了足够的技术知识，就开始转向从0到1的原创。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结合中国目前的技术积累水平，这个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势必触发企业层面原创技术浪潮的来临。而一旦整个经济体转向原创阶段，那么美国或者其他国家的“卡脖子”和“脱钩断链”等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就会减弱。实际上，在可预见的将来，美国等发达国家可能在很多领域反过来会依赖出自中国的原创性技术。
第三，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挖掘和拓展内部发展空间。中国是一个具有14亿人口、4亿中等收入群体的大市场，但还需要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一旦全国统一大市场形成，那么更多的发展潜力就能够被释放出来。近年来，通过行政体制和市场机制的改革，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已经被提上日程。近年来，长三角一体化和粤港澳大湾区的经验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只不过改革的力度还可以更大更有力。
第四，开放是发展的前提。上个世纪，美国的开放政策促使其形成了多个地域嵌入型的世界性经济枢纽，包括旧金山湾区和纽约湾区等，这些地方帮助美国吸引了大量的高端人才、优质资本和技术。如今，当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开始推行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时候，中国接过了“自由贸易”的大旗。当前中国践行的高水平开放具有三方面的内容：一是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的制度型开放，二是自主的开放，三是单边开放。中国有能力通过高水平开放重塑国际贸易格局和贸易体系。
第五，经济科技领域的内部改革和外部开放的必然结果是一个现代产业体系的形成。作为一个大国，中国的现代产业体系需要具备“全”“大”“多”“密”“强”五大特征。在1980年代，英国的撒切尔政府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毅然”放弃了制造业，而把重点转向金融业。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错误。尽管伦敦拥有了今天人们所看到的“金融城”，但英国则失去了制造业。当一个国家不再制造，迎来的便可能是这个国家的衰落。这也为后来英国脱欧埋下了种子。美国也如此，二战之后，美国成为世界制造业最强国。但和英国一样，里根革命推动金融全球化，美国的资本带着美国的制造业流向了世界各地。在短短数十年时间里，美国“去工业化”，制造能力大幅削弱。
一旦我们意识到关税摩擦背后拼的是经济的韧性，那么构造这样一个现代产业体系必然会成为国家发展下一步的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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